吴敏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她瘫坐在床上，目光呆滞地望向窗外，喝完咖啡就抽烟，一包接着一包。

吴敏（化名）觉得，她的人生在28岁这年被强制清零了。

伴随着绝望而来的，还有一种无力感。在不到20平米的客厅里，她经常无法自控地满屋子跺来跺去，脚步一刻也不能停。实在走累了，就愣在沙发边，倏地瘫坐到地上，用男友的膝盖顶着脑袋，一边回忆，一边痛哭。

今年3月，吴敏和男友离开北京，决定在杭州定居。四个月后，一段9秒的视频和几十张伪造的聊天记录打破了两人的平静生活。

视频偷拍于7月7日傍晚，画面中的地点位于小区东门的快递驿站，拍摄角度由下及上，直至吴敏完全入镜。当天，她穿着一身淡紫色碎花连衣裙，站在堆满快递包裹的货架旁，相貌清晰可见。拿着包裹、手机的三个男人在她面前走动，没有人注意到，不远处有人按下了录像键。

被偷拍视频部分画面

偷拍者是驿站旁的超市老板郎斌（化名）。随后，他将视频内容发到当地一个275人的车友群里，并与朋友何源（化名）分饰两角，捏造了一段“富婆”与快递员的露骨对话，谣言疯狂地流散。

8月13日，杭州余杭警方发布通报，对诽谤他人的郎斌、何源行政拘留九日。

8月13日，余杭警方发布警情通报。

而吴敏还在黑洞中盘旋。她不得不推迟和男友原定的结婚计划，在被原单位劝退后，她试过找新工作，但往往讲述完自己的遭遇就“没了下文”。

公开身份后，吴敏的微博成了一个“树洞”，许多网友发来私信，倾诉他们正默默承受的“社会性死亡”。

“你被偷拍了”

8月7日凌晨，吴敏忙完工作刚要睡着，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门外站着闺蜜刘颖和她的男朋友，在吴敏搬来杭州一个月后，两人也追随过来，决定共同打拼。

“出事了，你被偷拍了。”刘颖翻出一则视频。吴敏急忙跑到卧室抓起手机，向身在北京的朋友询问视频来源。她直勾勾地盯着手机屏幕，大脑“一片空白”。

越往下翻越震惊：画面是自己一个月前取快递的场景，搭配的聊天截图却是她完全陌生的——她被塑造成带着孩子的寂寞女人，与快递员的聊天中多次主动引诱，甚至还发送酒店地址，邀请对方前来相会。

站在一旁的男朋友林峰（化名）很快发现了截图的破绽。他事后回忆，将视频与伪造的聊天记录放在一起（电视剧），人们自然而然会将视频中的吴敏认定为出轨女子，堪称“教科书级的诽谤”。

愤怒之余，他一边安抚女友，一边思考如何应对。

两人一夜无眠。吴敏陷入未知与无助的恐惧，她不知道这段内容扩散到了哪里。

当天上午十点，吴敏正准备报警，微信群的信息一波波地涌过来：同小区和周边小区的业主群都在谈论这件事，公司的微信群里也有人在议论。

没一会，几位同事也发来私信提醒：“注意安全”，她猛地意识到，失控（电视剧）了。

报案后，吴敏和朋友来到快递驿站，很快锁定了偷拍者郎斌，他们委托驿站老板劝他自首。一小时后，得到拒绝自首的答复，四人冲进了郎斌的超市。

第一眼见到郎斌，刘颖有些意外，“看起来像个小孩，也应该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一番交涉后，郎斌同意自首，并很快交代了参与制作虚假内容的何源与打包传播的陶力。

事后，郎斌对澎湃新闻说，偷拍是当时有人问他在哪，“我就这样拍了一下”。

对于那些聊天记录，他称是何源看到视频后想要耍耍群友，就用微信小号，找他一起“开了个玩笑”。何源特地换了一位女生的头像，取名“ELIAUK”。

围观者

回想起来，男友林峰常会陷入自责：他要是能早点回家，或许拿快递的人就不会是吴敏，“这件事也就不会发生”。

偷拍事件一个月后，林峰被原工作单位以无法出差等理由劝退。案子如今是他最大的事，“处理不好会是一辈子的心结”。

几个月来，因为熬夜，他的免疫力持续下降，肾脏出了毛病，大腿浮肿，体重增加了二十多斤，医生建议他“立刻住院”。从前的日子也远去了：那时，他们会约着几位好友看书聚会，再去远一点的地方爬山，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和吴敏的合影贴满了冰箱，都是喜乐。

吴敏热情善良，路上遇到流浪猫，都会抱回家悉心照顾，给它取一个亮堂堂的名字，“璀璨”。她还是中华骨髓库和遗体捐献的志愿者。

林峰想不通，这么一个姑娘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谣言。

为了避开小区的闲言碎语，吴敏把散步的时间推迟到了深夜十一二点，8月闷热，她也戴着口罩，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

热得喘不上气，汗水也顺着脸淌下来。她尽量不与人对视，“怕被人认出来” 。仅有的几次外出，是去律所。途中遇到路人拍照，明知对方没有恶意，她也会条件反射般躲开，避免入镜。

有次路过一对夫妻，走开了四五十米，林峰听到身后传来议论，“刚那女的是不是被造谣的那个？”两人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8月7日报警前，小区居民在业主群里的话，更是口无遮拦。吴敏难以释怀，那些围观者“吃瓜”的表情。

在她的原单位，一位8月1日入职的新同事偷拍了她，把三秒的视频发给了打包传播的第三人陶力。吴敏报案后，这位同事还私信她，“那个男的呢？你们发生关系了吗？”

那几天，她收到太多这样的信息了。就连远在国外的人也发来短信问：“听说你和快递员发生关系了。”那些以关心为名的打探让她很不舒服，她开始频繁地删除联系人。

消息在公司传开后，原单位以“其身体、精神状态十分疲弱，已对公司业务开展造成严重影响，且短期内无法复工履职，同时对公司声誉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为由，劝退了她。

劝不动女友时，林峰也会蜷曲在沙发上，这是他最难受的时刻。他会静静的安抚吴敏，直到她缓过这股劲。

到了深夜，吴敏会猛地身体抽搐，发出“啊”地尖叫。惊醒后，她止不住地念叨在梦里被人追杀的场景。这让林峰感觉，“太反常了”。

9月8日上午10点，吴敏和男友林峰来到医院，当她掏出一叠厚厚的检测报告递给医生时，医生温柔地对她说了句，“这件事对你的伤害这么大，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好玩吗？”

她瞬间绷不住了，眼泪顺着眼角掉了下来。这一天，她被确诊为抑郁状态。

吴敏的抑郁症诊断报告。

和解

吴敏和林峰一度想过和解。

郎斌拘留期间，他的妻子主动添加林峰的微信表达歉意。在微信头像上，他们看到了郎斌的孩子，“可能就两三岁”。

吴敏觉得，孩子太可怜了，如果郎斌被判刑，那孩子也许要背负父亲的污点。而她，也想通过和解，了结这件事，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在和解方案中，吴敏希望对方发布一个道歉视频，完整陈述事情经过，她甚至主动提到，他们可以戴口罩和墨镜录制视频。

但郎斌和何源进一步要求，视频要打码。

这激怒了吴敏。她想起，郎斌当时偷拍她时，哪怕打个码，事情也不至于如此糟糕。她越想越愤怒，双手不自觉地发抖，连微信都发不出去了。

不久后，何源又私下找过一次吴敏。

那次在咖啡厅的见面，何源对她说了声“对不起”。事情过了这么久，这是她听到的第一声道歉。

她有些被打动了，但后来她觉得，“其实是被自己感动了”，何源此行是希望减少赔偿。

吴敏曾要求每人赔偿五万八千两百元的费用，包含吴敏6个月的工资、林峰3个月的工资、律师费、公证费及处理此事产生的交通费用等。

对此，郎斌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的确有错在先，“也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该做的已经做了”。

郎斌称，他已按要求录制道歉视频，但吴敏方却迟迟不肯公布，并声称道歉毫无诚意。“她提的赔偿金额还有一些内容不太合理，我要求是看明细流水之类的，但是她也都没有做，后面就没有联系了。”

对此，林峰回应称，郎斌自始至终没有在任何场合问他要过流水。

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和解。

维权

10月26日，吴敏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诽谤罪追究郎、何两人的刑责。

吴敏来到余杭区人民法院递交自诉材料。

让代理律师郑晶晶印象深刻的是，吴敏看上去有些疲惫，但她内心十分执着。

8月12日，吴敏在微博发布动态：“大家如果看到传播的诽谤信息，请截图发我！拜托各位了！”她会一条条点开网友的微博私信，保存有效证据，并逐条答谢。

她也开始在业主群里发声，表明自己受害人的身份，并呼吁邻居们通过截图或录屏转给她相关信息。

有人发来安慰、道歉，也有人帮她收集证据。这些支撑让她逐渐找回力量，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好像移除了，她“抱着手机委屈地哭了好一会儿” 。

郑晶晶理解吴敏对拘留九天的结果“无法接受”，她提出了两种方案：

其一是刑事自诉。但调查取证的难度较大，没有警方的侦查权，哪怕是律师，调查取证的权限也十分狭窄，普通人更不够，证据固定存在障碍。

第二种方案是走名誉权侵权的民事诉讼。就目前的证据而言，郑晶晶认为该方案的胜诉几率更大，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都没有问题，而且这个方案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赔偿金。

但吴敏当即决定，选第一种，“只要有一丝立案的可能，我们就选择刑事自诉”。

她想过可能立案，也可能被驳回。如果驳回的话，也许会难过，接受也需要时间，但终究不会因为没有追责而后悔，“即便有波动，也是无憾的波动”。

“我不是一个人”

决定站出来后，吴敏陆续收到陌生人的大段私信。

一位独居女孩告诉她，自己晚上睡觉会感到害怕，所以一宿不关灯，这被同小区的人拍了下来，发到了业主群里。

“你是不是在接客？”“你是不是不良行业的从业者。”

谣言在小区里迅疾传播，女孩感到周围人不加掩饰的厌恶目光。

吴敏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她，也谈到自己的维权经验。但回复就像沉入大海，女孩再没了消息。直到半个月后，对方发来一则信息，说她患上了抑郁症，正在住院治疗。

这件事深刻触动吴敏，让她感到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要公道”。

在她的微博树洞里诉说的受害人，年龄都很小，有的可能还没毕业，或者刚步入社会。她们自身“没有那份力量”，面对谣言和网络暴力，“最先展现的是恐惧、退缩和不知所措”。

吴敏想到自己也曾经历这些，可能因此错失收集证据的机会，最后往往是维权失败，“当坏人没有受到惩罚的时候，她们只会惩罚自己” 。

12月14日，吴敏收到了“今年以来的最好消息”：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她的刑事自诉。

余杭法院立案受理吴敏（化名）的刑事自诉。

“立案了，我这个坎就过去了”，她对澎湃新闻说，“立案说明这件事情是违法行为，不是开玩笑” 。

采访间隙，吴敏走到阳台，点燃一根烟，缓缓吐出烟圈，她微微闭上眼养神，这是难得的片刻宁静。

她还没来得及打算未来，有人劝过她离开这里，她毫不犹豫地反问：

“做错事的是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躲？”

此前报道：

"少妇出轨快递小哥"造谣者被人肉 坚称只是闲得难受

吴思思依然会收到来自网友的辱骂。

作为杭州“少妇出轨快递小哥”事件的受害者，她终于走出网络暴力带来的“社会性死亡”阴影，并可以无视一些男性网友的不友好评论，但一些女网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言论，还是会让她感到寒心。

这也让她更加明白，追责之余有必要做些什么。

（事情发生后，吴思思的烟瘾变得很大，她常坐在阳台上抽烟，收养的流浪猫璀璨陪着她。）

在用法律对造谣者进行追责的同时，吴思思正尝试把自己变成一座桥，桥的这边是同她一样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女性，桥的那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等所有能集结起来的力量。吴思思越来越相信，她是在为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她们”维权。

受害者吴思思走到了台前，造谣者郎滔、何恺却努力地与事件进行切割。

在被行政拘留9天后，郎滔的变化不仅是减掉的7斤体重，他从朋友口中的“阿郎”，变成了警方案件通报里的“郎某”。

他的手机里满满都是陌生网友的谩骂，他在受访时依然坚持造谣是因为“闲得难受，开个玩笑”。而原本明年准备结婚的何恺，则努力躲避着媒体的追访。

造谣的出发点：闲得难受

郎滔坐在便利店里，透过百叶窗看向窗外。

一位中年男性顾客走过来，郎滔起身、回头，手伸向背后的香烟货架，几乎在顾客说出香烟品牌的同时将烟递给了顾客。

“有时候他们还没走进店，我看样子就知道他们要什么。”郎滔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笑容。他今年27岁，中等偏上的个头，穿衬衣搭配黑色工装外套，长相和打扮都很年轻帅气。

便利店的工作重复且枯燥，今年7月初，郎滔才开了这家店。这是杭州良渚一小区旁边最普通的便利店，除了卖一些生活用品，也卖一些关东煮、烤肠等小食品。顾客类型基本固定，周边工地上的工人会过来买一包便宜的香烟，有些主妇直接穿着棉睡衣进来拿点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偶尔会有附近路过的年轻人，在便利店里买关东煮、烤肠等凑合一顿饭。大多数时候，郎滔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基本不会超过三句话。顾客询问物品摆放的位置，郎滔回答，买单后交易结束。

郎滔已经记不清楚7月7日那天为什么要去隔壁的快递驿站。也许是为了取快递，也许是去帮忙。当时便利店里没有顾客，百无聊赖的郎滔就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前来取快递的漂亮女孩，随手拍摄了一段长度9秒的视频。

（郎滔在便利店里，便利店的生活单一枯燥，经常要工作到凌晨2点）

入镜的是他此前从不认识的女孩吴思思。在驿站门口等着取件的吴思思还不知道，随着郎滔镜头的打开，一个巨大的舆论漩涡，已经向她露出狰狞的黑洞。

郎滔将拍摄的视频发到了杭州良渚本地一个275人的车友群。同在车友群的何恺联系郎滔，提议编点剧情一起去“耍耍”群友，俩人一拍即合。在俩人伪造的聊天中，吴思思是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寂寞富婆”，和所谓的“快递小哥”发生关系。

劲爆的“剧情”发到群里，群友们或夸张、或惊奇的反应，都让郎滔有了莫名的“满足感”。和群友的联系，是郎滔生活中打发时间的重要方式，也是他生活中的调味品。

没有顾客的空闲时间，郎滔大多数时候就坐在收银台后的折叠椅上玩手机，为了将更多的空间留给货架，收银台后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最少，郎涛个子高，坐在里面需要侧着蜷缩身子。郎滔喜欢车，他加入的车友群里基本都是20多岁的男性，平时就是“吹吹牛”，一起“看看段子”。郎滔喜欢热闹，是群里非常活跃的人。

就在郎滔以为这个拙劣的玩笑已经过去时，一个月后的8月4日，车友群内一名姓陶的群友将上述聊天记录和吴思思取快递的视频，打包发送到另一个群中，在 “有图有真相”的视频“佐证”下，“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开始扩散。

郎滔说，陶某转发视频和聊天记录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可真是挑了个好日子。”

一场关于流言的无妄之灾

四个月前的8月6日晚，吴思思第一次看到了那段偷拍视频与编造的聊天截图。

“不可思议，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回过神就觉得愤怒，特别的愤怒。”吴思思反复观看着那段视频。那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取快递场景，自己穿着长度到小腿的连衣裙，也没有任何轻浮的举动，甚至都没有和其他人进行多余的交流。

辗转难眠的一夜后，吴思思发现事情朝着她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8月7日上午，视频传到她所在的同事群、小区业主群与超市团购群。

谣言登上了杭州本地的热搜榜，视频造成的恶劣影响开始辐射到现实生活中。从吴思思所居住的小区居民，到吴思思的公司同事，以前北京的同事都在议论这段视频和截图，她甚至收到一位网友从国外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句，“你和快递小哥上床视频我们全都看了。”

郎滔与何恺编造的聊天截图里，郎滔使用的是真实微信号，而何恺是注册的小号。不少认识郎滔的朋友纷纷发视频来向他打听“是不是真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们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闹大了，就在群里发了声明，说我是闹着玩的，我是编造的。”郎滔说，编造的谣言过了一个月了，还能被人翻出来转发扩散，他觉得群友陶某可能是“别有用心”，但现实中自己和陶某并不认识。“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纯粹就是闲得难受。”

“闲得难受”也是郎滔对自己拍摄视频出发点的解释。因为“闲得难受”，所以“开个玩笑”，郎滔解释，他对吴思思并无恶意。“我压根就不认识她。你想我如果要针对她，为什么要用我自己微信去伪造聊天？”

一直到此时，郎滔和何恺还是认为，“这就是个玩笑”，充其量，也就是恶作剧的标准。

事情的发酵程度显然早就超出了“开个玩笑”的范畴。在名誉和生活都受到严重损害后，8月8日凌晨4点多，吴思思决定报警。她在朋友圈对此事的经过进行公开说明，其中有一段写道：“选择站出来说这些不完全是为了自证清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女性遭遇过、正在遭遇或许以后可能遭遇和我相同的境遇，只是希望不要退缩，勇于抗争到底。”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分局对造谣者郎滔和何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二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情节较重”，拘留9天。

接近“社会性死亡”

造谣者虽然被拘留，但恶毒的流言就像水蛭，追逐啃噬着吴思思。

为了收集整理资料，也因为状态不好，吴思思请假一周。8月15日，她接到公司人力部门的电话，对她进行劝退，“人力告诉我，让我在家好好休息，再找找工作。”因为情绪极度不稳，担心她在家出问题，男友徐建为了照顾她，也离职了。

这是他们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在此之前，俩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多年，因为喜欢南方的环境和气候，今年春天刚来到杭州。吴思思是出色的品牌设计师，今年是她工作的第八年。她还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工资每个月可以拿到1.5万。

在这个事情之前，不管是学习、生活、工作，一切的一切，都在吴思思提前设计好的生活轨道上进行。

“当时来杭州也是我的主意。我们对比了很多城市，觉得最喜欢杭州。”吴思思说话的时候，她养的肥猫“璀璨”会不断地过来蹭蹭她的腿，或者跳上桌子用毛茸茸的脑袋去蹭她的手。吴思思笑着揉小猫的脑袋。这是她来了杭州后收养的流浪猫。吴思思喜欢一切柔软的东西，她穿着粉红色柔软的家居服，客厅里是毛茸茸的垫子，因为早上没有梳洗，长长的头发垂到胸前。

在面对谣言的时候，吴思思变得异常地冷静、坚强。她冷静地收集诽谤信息，一个一个地安排好媒体采访的时间，在自证清白的同时留存证据。

不是没有崩溃的时刻。在毫无预料之下遭到这样令人崩溃的诋毁，她吃不下东西，烟瘾变得很大。晚上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有时候睡一会就被各种噩梦惊醒，醒了就抽烟，一天能抽掉一包香烟。

辱骂和流言像织了一个茧，把吴思思困在其中。她想要突破，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动权。她投简历，寻找新工作，良好的从业背景让她顺利地进入到面试最后一关，但是当面试官提出“你为什么要从上一个公司离职”问题后，对话往往尴尬地终止。

吴思思自觉已经接近“社会性死亡”，在职场努力打拼8年，却抵不过一场流言带来的无妄之灾。她觉得被社会抛弃了，她和世界之间，隔着一层有色眼镜。9月8日，她在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吴思思曾经跟郎滔和何恺商量过赔偿和道歉事宜。她相信两人录这个视频的出发点是“开玩笑”，虽然存在恶意，但并不是针对谁，只是那天恰好被自己赶上了。

偷拍事件对她的伤害是切切实实地造成了。她把自己的各种工资、案件证据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单据整理好，男友徐建约了郎滔和何恺面谈，提出每人58000元的赔偿。此外，吴思思写了一个说明，要求郎滔和何恺两人录制视频道歉。

吴思思主动提出郎滔和何恺可以在视频拍摄的时候戴墨镜、口罩。“我自己经历过网络暴力了，虽然他们确实是犯了错，但是我不想要让我经受的网络暴力转移到他们身上。”吴思思说，郎滔已经结婚生子，有个四岁的儿子。之所以当初想息事宁人，是怕自己将来后悔，“我怕毁了他们，我怕我老了以后想起来，因为我的原因，毁了两个人，毁了两个家。就算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我怕自己后悔。”

令吴思思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自认“退步”的和解，变成了一场谈判“拉锯战”。

吴思思发去的道歉声明版本，对方改了两遍，最终拍摄出来的版本，又有改动。

不仅如此，吴思思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赔偿金额，何恺一直在讨价还价，希望赔偿降到3万元。“我觉得他道歉的目的是讲价，这不是一个认错的态度，这个道歉我没办法认。”

郎滔同样认为赔偿金额过高。他表示，“吴女士这个钱要的太高了，她应该提供月工资流水，我们按照流水给她赔偿。对于她男友的失业造成损失，我们凭什么要赔偿？”

和解不了了之。“他们没有一个承担错事的态度，我放弃了与他们和解，决定打官司维权。”吴思思说，“截至12月，我的损失超过了20万。但是我不接受道歉，赔偿也可以一分不要。”她已经提起刑事自诉，只希望偷拍诽谤者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至于视频传播者陶某，警察认定陶某为不知情传播。陶某在群里发布了公开道歉后，主动找到吴思思的代理律师，达成了和解。

拘留9天，瘦了7斤

作为这场诽谤风暴的另一个核心，在便利店里，聊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说，“就进去了呗”。

“在拘留所里就是看电视，吃饭，睡觉，每天也会学习。”说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表现得轻描淡写，仿佛被拘留只是出了一趟家门一样“轻松”。

他的手机号被人泄露后，每天都会收到陌生人的辱骂信息。郎滔的对应方法是不听、不看，不回；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不断给他打电话，他看到陌生号码干脆不接。

他也会用调侃的语气说起遭受的网络谩骂，现实却让他无法完全像鸵鸟一样——郎滔的手机上，密密麻麻全是未读信息的红色标点。在受访时，郎滔随便点开当天上午刚收到的信息，一连三条全是陌生网友发来的侮辱和谩骂。

与他表现出来的轻描淡写不同，实际上，拘留的9天对郎滔而言也绝对不可能轻松。无意之中，郎滔说起拘留前后的体重变化：“拘留了9天，我出来后瘦了7斤。”

因为“身上有了污点”，因此他和朋友一起合伙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被迫更换法人。同样作为“被全网谴责的对象”，何恺直接清空了微博抖音等社交信息，把自己从互联网的一切痕迹都尽力抹去。

从“阿郎”变成“郎某”

郎滔不认可吴思思说的“社会性死亡”。

27年的生活中，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良渚。在他的认知中，“社会性死亡”是个伪命题，“你别告诉别人你是视频里的人不就行了吗？谁会知道呢？”

他读书一直都在杭州，职专和大学都是学的烹饪专业，大学期间他还代表江苏省到北京参加厨师大赛，还曾在人民大会堂领奖。这也是他记忆里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造谣被拘留前的人生中，郎滔经历了一个普通青年所经历的日常。普通又辛苦的工作，按部就班地恋爱结婚。普通的生活中，郎滔有一点“爱炫”的小虚荣：他把饭店关闭后和朋友合伙加盟的房屋中介公司称作“搞地产”。因为喜欢车，喜欢动静，他改装了自己的凯迪拉克，“炸街”的时候，车声一响，真个小区都能听见。

他的“社会性”都在良渚。他把网上的“郎某”和线下的“郎滔”割裂开。回归到线下，他会认真地保护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看不清的侧脸，他都会亲自看着记者删除照片。

亲戚朋友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对于自己这边的亲戚朋友，郎滔不担心会造成形象的危害，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开个玩笑。”

但是面对妻子家的亲戚，郎滔还是会觉得难堪。一些亲友不方便问郎滔，就追问他妻子具体的事情经过。有时候被问急了，妻子只能说：“我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嫁给他了。”

因为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称郎滔为“郎某”。郎滔说，以前朋友都喊他“阿郎”，现在自己出门，朋友们都喊他“郎某”。他给记者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群人在推杯换盏，有人一边拍视频一边大声喊：“我跟全网最火的郎某吃饭啦！大家来看看他什么样！”

这群线下的朋友基本都跟郎滔有着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在这群朋友中，郎滔尽力地维持着他的形象和声誉。在他看来，“偷拍造谣”不会对他在朋友中的声誉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不讲义气”的危害，可能更大。

正因为如此，事情发酵以来，相对于何恺习惯躲避媒体，他愿意把面对媒体的事情担下来，言语中颇讲义气：“他（何恺）心比较小吧，受不了这些，面对这些他整晚都睡不着觉。而且他明年就结婚了，别因为这个事黄了。”

对于视频传播者陶某，郎滔也不想去追究，“大家都是在这个圈子（良渚）里混的。”

不过，即便如此，郎滔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冤。“整个事我觉得我就是个‘打配合的’，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要编瞎话，也不是我对外转发的，但是我也做错了，拍视频就不对。”

“那你觉得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呢？”记者问。

“我……不尊重女性吧。”郎滔说，自己也看了一些评论，说他不尊重女性。“其实我们家基本都是我来做饭的，我这两天感冒就是因为洗衣机坏了，我老婆让我用手洗衣服冻感冒了。”

面对网上一些说郎滔是“开豪车的富二代”的评论，郎滔并不认可。“你见过什么富二代会开便利店？这么累，比我当时开饭店还累。我要从中午11点就上班一直到凌晨2点多才下班，一天要在这里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那你后悔了吗？”记者问。

“后悔啊，我每天都后悔。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啊，我做都已经做过了。”

为“我们”维权

经历了一次次的崩溃和心理重建后，吴思思正在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权。

“‘社会性死亡’最令我恐惧的地方，是我不知道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接纳我。”吴思思说，她不清楚这种状态要持续多长时间，这种“未知”最令其恐怖。她努力地走出恐惧，因为她相信曾经的努力和自己的能力，不会因为社会一时间的不接纳而清零，“既然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那我就要让这段时间也变得有意义。”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男友及双方的家人一直温和而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

在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父母会小心翼翼地观察她的状态，会照顾到她的情绪。所有这些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在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坚定地、温和地站在了她的身边，和她一起去抵挡风雨。

吴思思有时甚至会感到庆幸。她庆幸自己今年28岁，而不是18岁。“如果是我刚步入社会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我恐怕会坚持不下来，我会首先找我自己的缺点，我会否认我自己。但现在我不会了，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许未来我会离开杭州，那是因为我不想在这座城市生活了，绝对不是因为我陷入诽谤而离开。”

自吴思思在微博上公开遭遇以来，陆续有和她相同遭遇的女性来留言。她们大多20岁出头，刚步入社会，甚至还有18岁的学生。谣言在她们所处的社区或是学校内流传，“基本上就两种类型，一种是说你出轨，另一种说你是性工作者。”这些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荡妇羞辱”，困扰着这些素未谋面的女孩子们。

一个独居的年轻女孩告诉她，因为害怕黑夜，自己每晚开灯睡觉，“被邻居造谣她是不良职业者，时常有人路过她的窗边，说些难听的话。”她鼓励道，“你别害怕，把证据先录音或拍下来。”

吴思思理解她们，也为她们感到担忧，“在她们这样的年纪，别说是咨询律师，可能连如何报案都不知道。”

吴思思的微博上每天都会有几万条的留言。有很多男性网友发来辱骂信息，吴思思不理他们。让她不理解且觉得比较难受的是，一些女性网友发来的辱骂信息，其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的措辞让她感到气愤。

如此种种，让吴思思坚定了一定要追责到底的决心。

“一旦我妥协，一些女生看到我先是勇敢地站出来，最后还是退缩了，那我们还要不要站出来为自己维权，这是会带来直接影响的。”

她说，她想成为一座桥梁。桥梁的这边是一些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受害者们，桥梁的这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这是她最近一直在思索的东西，“能不能把这些力量集结起来，这些女孩她们很多都不懂，一点外界的帮助，就可以给她们很多力量。”

吴思思说，她希望能够变成可以帮助这些女孩的“力量”。

“我现在一点也不恨诽谤者，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社会，他们只是年龄增长了，但是心智却从未长大。他们对女性的力量一无所知。女性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弱者。与其说我现在是要对他们追责，不如说是对他们这种人追责。”吴思思说，这条路很难，很长，鲜有人走过，但是她已经准备好了。

“到那时，我不再是一个负面新闻的受害者，而是以一个正能量的形象出现，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维权，是为了很多像我一样的‘我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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